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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六一”馒头香

  滴答,滴答……

 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我的思绪不由地飘向了遥远的1976年,那一年,我8岁。

  六十年代,那个饥贫的时期,我出生了。兄弟姊妹三人,我排行老大。父亲是铁路工人,母亲在村里辛苦劳作。

  七岁那年,我被母亲送到了外婆家和小姨小舅一起上学。外婆家的小学是村办学校,有小学和初中,从外婆家步行到学校就10分钟。学校建在小山顶的一大块平地上,村支书村长的办公室和学校在一起,呈一个“口”字形,学校大门外就是一个大操场,光秃秃的土地平整出来的,一到下雨天,就到处是泥水和坑洼。村里很舍得投入,教室是砖混结构的平房,课桌和凳子都是木头的,虽说破败,但还基本能用,不像我们村的小学,课桌和凳子都是石头做的,夏天坐上去,凉爽爽的,冬天就冻的小屁股冰凉,家长就用稻草编了坐垫,带去学校垫在屁股下面,有的班石凳子也坏了,学生就从家里带个小凳子去上学。老师都是村里的,没有办公室,家就是办公室,放学时有老师家附近的同学就帮老师将作业本搬回家去,晚上批改,次日早上再搬回教室发给大家讲评。外婆家的学校小有名气,学生很用功,老师教的也好,初中毕业生每年都有几个人考上县城和镇里的高中,有个别考上中专,从此脱离农村,班主任老师也因此转了公办,因此很多农村娃慕名去那里求学。

  那个时候,还是人民公社年代。每天一大早,全村人被队长召集到村头,分配当天的工作,一起到地里干活。每天按照男女及劳动能力大小,由记分员按规定记上大家出工的不同工分。粮食按人头分配后,再按年度工分积累的多少,给予村里人工分补差或赢得工分奖励。

  当然,到了麦收的季节,还是去田里割麦的人居多。他们大多戴一顶草帽,手握磨得锋快的镰刀,头顶炎炎烈日,弯着腰,一镰一镰地收割,打成捆,然后挑回村里的晒坝,有年纪大的就负责晒麦和打麦。在地里收割虽然草帽能遮一下太阳,但豆大的汗珠,还是会忍不住地从额头滴落,摔地上成了八瓣。时不时的汗水就流进眼里,涩的眼睛都睁不开,顾不得手脏,用手一抹额头,就成了大花脸;汗水很不听话,时不时地还会流进嘴里,咸咸的,和着口水,一口吐在地上,然后继续挥动镰刀,你追我赶地收麦。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

  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在这里是最真实的写照。等到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后,地里总会遗漏一些麦穗,人们也顾不过来捡拾。

  于是,学校就利用星期天,由老师带队,组织学生们去地里捡麦穗,然后统一过磅交回村里,做到颗粒归仓。

  当时缺衣少吃的,也不明白捡麦穗为何不自己带回家而要交公?反正老师让怎么做,就怎么做,看谁捡的多,就是最听话的好孩子。“听毛主席的话,读毛主席的书,做毛主席的好孩子。”是那时孩子们追求和受表扬的终极目标。

  关于捡麦穗的事,直到过“六一”儿童节时,才明白麦穗交公的缘由。“六一”前夕,村里将孩子们捡的麦穗,拿去磨成面粉,再加上村里给学生的粮食补贴,送到学校。同时安排村里会做面食的阿公阿婆,在“六一”那天早上,就去学校支起炉灶,和面发面,做馒头、点心等,还熬了好多香喷喷的粥,等学生们搞完庆祝活动,就开始吃馒头点心聚餐,算是村里给学生们的节日慰问。

  我和小姨小舅一起分到了不少的馒头和点心,看到平时一年也难得一见的美味,馋的口水直流,但仍旧没有舍得吃一口,小心翼翼地将馒头点心带回外婆家。

  外婆作为一家老小的生活管家,为庆祝孩子们的节日,也格外地上心,做了米饭,炒了青菜。看到拿回家的白面馒头和点心,就给我们小孩子每人分一个馒头和一个点心,其他人就每人分一点,尝个鲜,共同庆祝六一节。我拿着馒头,深深地吸着麦香,舍不得一下吃完,就用小手一点一点地掰下来,然后细嚼慢咽,品尝那难得的美食。

  这时一向威严的外公干咳了两声,用筷子指着小舅的头说:“老师让你去捡麦子,你还不愿去,现在你就别吃了。”小舅不言语,任凭外公数落,独自低头啃他的馒头和点心,吃完就飞快地跑出去了,又招来外公的一顿数落。

  外婆家距离我家有近30里的山路,很难走。放假了,小姨和小舅就争相要送我回家,这样就可以免去干农活的苦恼。一回到家,我就给母亲和弟弟妹妹绘声绘色地讲述吃馒头点心的故事,弟弟妹妹馋的不得了。到了9月1日,要开学了,小姨小舅就提前来我家接我去上学,弟弟妹妹哭着闹着非要跟去,说要去吃馒头点心。

  儿时的记忆总是那么让人难忘。日子总像是从指尖滑过的细沙,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。几十年过去了,每当记忆的浪花掀起,尘封在心底的痕迹总会显露出来。时间的风会吹散岁月的记忆,但永远都吹不散久记于心的馒头香。

  (作者:麦穗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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