滴答，滴答……

　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的思绪不由地飘向了遥远的1976年，那一年，我8岁。

　　六十年代，那个饥贫的时期，我出生了。兄弟姊妹三人，我排行老大。父亲是铁路工人，母亲在村里辛苦劳作。

　　七岁那年，我被母亲送到了外婆家和小姨小舅一起上学。外婆家的小学是村办学校，有小学和初中，从外婆家步行到学校就10分钟。学校建在小山顶的一大块平地上，村支书村长的办公室和学校在一起，呈一个“口”字形，学校大门外就是一个大操场，光秃秃的土地平整出来的，一到下雨天，就到处是泥水和坑洼。村里很舍得投入，教室是砖混结构的平房，课桌和凳子都是木头的，虽说破败，但还基本能用，不像我们村的小学，课桌和凳子都是石头做的，夏天坐上去，凉爽爽的，冬天就冻的小屁股冰凉，家长就用稻草编了坐垫，带去学校垫在屁股下面，有的班石凳子也坏了，学生就从家里带个小凳子去上学。老师都是村里的，没有办公室，家就是办公室，放学时有老师家附近的同学就帮老师将作业本搬回家去，晚上批改，次日早上再搬回教室发给大家讲评。外婆家的学校小有名气，学生很用功，老师教的也好，初中毕业生每年都有几个人考上县城和镇里的高中，有个别考上中专，从此脱离农村，班主任老师也因此转了公办，因此很多农村娃慕名去那里求学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还是人民公社年代。每天一大早，全村人被队长召集到村头，分配当天的工作，一起到地里干活。每天按照男女及劳动能力大小，由记分员按规定记上大家出工的不同工分。粮食按人头分配后，再按年度工分积累的多少，给予村里人工分补差或赢得工分奖励。

　　当然，到了麦收的季节，还是去田里割麦的人居多。他们大多戴一顶草帽，手握磨得锋快的镰刀，头顶炎炎烈日，弯着腰，一镰一镰地收割，打成捆，然后挑回村里的晒坝，有年纪大的就负责晒麦和打麦。在地里收割虽然草帽能遮一下太阳，但豆大的汗珠，还是会忍不住地从额头滴落，摔地上成了八瓣。时不时的汗水就流进眼里，涩的眼睛都睁不开，顾不得手脏，用手一抹额头，就成了大花脸;汗水很不听话，时不时地还会流进嘴里，咸咸的，和着口水，一口吐在地上，然后继续挥动镰刀，你追我赶地收麦。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

　　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在这里是最真实的写照。等到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后，地里总会遗漏一些麦穗，人们也顾不过来捡拾。

　　于是，学校就利用星期天，由老师带队，组织学生们去地里捡麦穗，然后统一过磅交回村里，做到颗粒归仓。

　　当时缺衣少吃的，也不明白捡麦穗为何不自己带回家而要交公?反正老师让怎么做，就怎么做，看谁捡的多，就是最听话的好孩子。“听毛主席的话，读毛主席的书，做毛主席的好孩子。”是那时孩子们追求和受表扬的终极目标。

　　关于捡麦穗的事，直到过“六一”儿童节时，才明白麦穗交公的缘由。“六一”前夕，村里将孩子们捡的麦穗，拿去磨成面粉，再加上村里给学生的粮食补贴，送到学校。同时安排村里会做面食的阿公阿婆，在“六一”那天早上，就去学校支起炉灶，和面发面，做馒头、点心等，还熬了好多香喷喷的粥，等学生们搞完庆祝活动，就开始吃馒头点心聚餐，算是村里给学生们的节日慰问。

　　我和小姨小舅一起分到了不少的馒头和点心，看到平时一年也难得一见的美味，馋的口水直流，但仍旧没有舍得吃一口，小心翼翼地将馒头点心带回外婆家。

　　外婆作为一家老小的生活管家，为庆祝孩子们的节日，也格外地上心，做了米饭，炒了青菜。看到拿回家的白面馒头和点心，就给我们小孩子每人分一个馒头和一个点心，其他人就每人分一点，尝个鲜，共同庆祝六一节。我拿着馒头，深深地吸着麦香，舍不得一下吃完，就用小手一点一点地掰下来，然后细嚼慢咽，品尝那难得的美食。

　　这时一向威严的外公干咳了两声，用筷子指着小舅的头说：“老师让你去捡麦子，你还不愿去，现在你就别吃了。”小舅不言语，任凭外公数落，独自低头啃他的馒头和点心，吃完就飞快地跑出去了，又招来外公的一顿数落。

　　外婆家距离我家有近30里的山路，很难走。放假了，小姨和小舅就争相要送我回家，这样就可以免去干农活的苦恼。一回到家，我就给母亲和弟弟妹妹绘声绘色地讲述吃馒头点心的故事，弟弟妹妹馋的不得了。到了9月1日，要开学了，小姨小舅就提前来我家接我去上学，弟弟妹妹哭着闹着非要跟去，说要去吃馒头点心。

　　儿时的记忆总是那么让人难忘。日子总像是从指尖滑过的细沙，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每当记忆的浪花掀起，尘封在心底的痕迹总会显露出来。时间的风会吹散岁月的记忆，但永远都吹不散久记于心的馒头香。

　　（作者：麦穗）